西安少年公交车遭殴打事件：见义勇为与旁观者

        针对这起突发舆情，西安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2月12日通过官方微博表示，2月9日12时许接到报案，当日已经成立专案组全力组织抓捕。2月12日22时许，@西安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再次发布通告表示：涉案的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已抓捕归案。半小时后，@人民日报发布微博【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少年指认小偷遭殴打 4名嫌疑人全部被抓！】肯定了警方的快速破案，同时收获网民点赞5000多次。网民跟帖呼吁：“中国好少年，不能让好人蒙屈，一定要严惩歹徒。”

　　  本起事件能够迅速破案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外界舆论的聚焦。但网民的议论焦点还在于歹徒的猖狂行径，事件发生在人来人往的大白天，可谓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也正因此，事件曝光后网民对于公交上其他乘客的坐视不管表达了不满。

　　  有网民评论认为，“少年在众目睽睽中被小偷团伙拖下车群殴……恶人固然猖獗，但社会冷漠也令人心寒。”有网民还举例表示，“类似‘单打独斗’并不是个案，近年来，《男子公交上喊有小偷被围殴两分钟》《女乘客怀疑遭遇公交扒手　高喊抓贼遭殴打》等新闻报道揭露的冷漠景象常常令人揪心。”

据称，涉事小偷有备而来，“特地掏出口罩戴上，才下车打人”。

        不可否认，有关部门在打击公共交通领域扒窃等相关违法犯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就在前不久，广州、乌鲁木齐等相继加大对公共交通领域扒窃案件的侦破力度，破获了一批专门针对公交车、地铁的扒窃案。

        但这些年公共交通领域扒窃案件屡禁不止，一方面固然与公交车上、车站人口流动大，相关违法犯罪有可乘之机的土壤有关；但另一方面，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导致仅仅依靠有限的公共资源(警方)难以彻底遏制相关违法犯罪案件的频发。

        于是乎，也有舆论指出社会参与的困境，即“好人难做”。过去一些年，“好人难做”的感叹声此起彼伏。早在2012年，《中国青年报》开展的一项相关调查显示，在受访的7800多人中，77.9%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76.1%的人坦言现在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调查中，人们把做好人的“成本”归咎于被怀疑、被嘲笑、被孤立、被遗忘等。

        这也导致一种很尴尬的景象，即人人都在倡导“见义勇为”，如“见义勇为”微博词条就达到509.1644万条，但在现实语境中，很多人产生了焦虑的情绪，亦处于矛盾状态：明知做好人才是最终的归途，但又不得不裹挟其间，成为潜规则(旁观者)践行者，言与行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与割裂。

        当然，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倘若将“好人难做”完全归于道德范畴也是一个伪命题。现实中，“好人难做”不仅在于“扶与不扶”的道德困局，也不在于“见义勇为”的稀缺，关键在于循着自己的意愿走，却未必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甚至会碰得头破血流。

        正是这种“见义勇为的成本计算”导致很多人踌躇不前。也正因此，破解“好人难做”的困局还要健全“好人无忧”的保障机制。如果说担心被嘲笑、被怀疑只是增加行善者的心理成本，那么负伤、流血、致残甚至牺牲则是行善者难以预料的现实代价。

        破解“见义勇为”困局需健全善有善报的制度设计，使之成为弘扬正气、褒奖善举的助推器和保护伞。另一方面，也需营造知恩图报的社会舆论环境。“行善”与“感恩”是一对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道德行为，但现实生活中，被让座者不言谢、救人者反被诬、捐助者被缠磨的现象屡见不鲜。

　　  由此看来，与其说好人稀缺源自人们的自我保护，不如说是被个别无德之人所迫。“知恩图报”既是对好人善举的精神抚慰，更是爱心接力的不竭动力。

(责编：李静、朱明刚)